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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一个作者出版了一本书，情况就大大的不同，既没人送礼，也没有恭喜，门前冷落车马稀，作者可怜兮兮之余，偶尔遇到一个知道内幕的朋友，他的反应大概千篇一律，喊曰：“啊呀！你出版了大作啦，送一本给我，如何？”假设该朋友认真地说要去买一本，准被疑心是个呆头鹅。 说来话长，中国虽有悠久文明，可是出版并不发达，“想当年型”的朋友动辄曰：“活字版兼印刷术，都是中国发明的。”但发明归发明，发展归发展，一直到十九世纪，洋大人开枪开炮打出了五口通商，中国仍逗留在“刻版”阶段，仅这一点就实在不光彩。出版业所以不发达，跟学术的领域太狭有关。中国正统学术，只限于儒家思想，趁此一步，就可能粉身碎骨。举一个例子说明吧，清王朝有位谢世济先生，因为他注解《四书》不用一千五百年前朱熹先生的见解，结果被皇帝先生下令斩首。在这种一花独放的文化独木桥上，要想避免“扑通”一声掉到河里淹死，唯一的方法就是在一花之前，独木之上，来一个军事训练：“原地踏步走”。翻看二十五史历朝所被珍视的图书目录，不是这个“注”，就是那个“解”，不是这个“考证”，就是那个“释义”，抱着儒家大亨的腿，死也不放。看这些书的人，几乎全是有志一同的做官之士。这跟现代《留学须知》、《高考精华》，拜读的人只限于一个小圈圈一样。而这些作者，也多半已经是官啦（或正向官位猛爬），有的是谁也弄不清从哪里来的银子，出版几本巨著，用来送更大的官和同等的官，以作固位之物，自然乐趣横生。 唐王朝中叶就有一种雏形的小说问世。到了宋王朝，更多得不得了，大批平话，比现代的流行性感冒小说，还要高明。这对那些抱腿之作，简直是一种异端——虽然读者老爷多如繁星，但异端总是异端，所以纵有高深的文学素养，有一肚子的话要说，却是没胆写出他的真名实姓（老哥，你可别拍胸脯，你也没这个胆，我也没这个胆）。于是，“山人”焉、“居士”焉、“斋主”焉，大量笔名，应运而生。中国古典文学中顶呱呱的《水浒》、《三国演义》、《西游记》、《儒林外史》、《金瓶梅》、《红楼梦》等等，就在这种情形下，谁也不知道作者是谁（不过幸好不知道作者是谁，胡适先生之流有考据癖的朋友，才有事做）。 抱腿派也好，草民派也好，都不发生“送书”问题。夫抱腿派有的是金银财宝，出书的目的就是为了送书。草民派则反正不知道谁是谁，根本用不着送。 可是，好景不常，到了二十世纪，出版事业发达，抱腿派日渐没落，草民派风起云涌，就开始发生送书的烦恼。之后，出版事业更发达，草民派多如瀑布大雨，磅书就成了一种威胁。盖人们普遍地有一种心理，能够被作者送一本书为荣——其实，真的“为荣”，作者还是感激涕零的。最差劲的是，有些自以为不同凡品之士，认为被人送书送得越多，越表示自己的权威庞大，就可以关起门来沾沾自喜，开起门来炫耀曰：“真麻烦，俺哪有时间看？”柏老就常常碰上这种艳遇。有一次，一个大家伙（当然是我眼中的大家伙），忽然把我叫到桌前曰：“听说你出了书，送我一本瞧瞧。”我被他的和颜悦色所感动，当下就飞奔书摊。若干时日后，我笑脸问曰：“老爷，请你批评指教。”他愕然曰：“批评指教啥？”我曰：“就是我那本敝大作呀。”他恍然曰：“对啦，我哪有时间看？是我那司机向我讨的，他拿去啦。”接着抱怨曰：“那小子真不像话，前天他撕下几面擦屁股，把抽水马桶塞住，害我花了八百元。” 无论如何，作者出一本书，仅只“敬请指正”，就是一个负担不了的负担。对大家伙而言，送他书就跟送他什么“晚会票”一样，送给他他不看，不送给他却又把他从头得罪到尾，认为你骄傲不驯；说不定遇有机会，暗下毒手（放心，这个机会多的是）。对朋友而言，可能从此君子绝交，不出恶声，以后向他借一块钱都难，不幸他先借了你的钱，那笔债你就今生别想。原因很简单，他们认为没有面子，你瞧他不起。 ——从前的出版商，尚有“古风”，马马虎虎，作者顺手牵羊，还可以多讨几本。如今的出版商，似乎都身兼律师，一切按合约规定，一种书出版，只送二十本。而且军令如山，多一本都半两棉花，免谈。谈也可以，超过二十本，七折优待（作者有时苦苦哀求，声泪俱下，六折优待，也偶尔有之）。嗟乎，以二十本之数，满足若干大家伙和所有伸手朋友——耶稣老爷用五个烧饼和两条鱼，能喂饱五千人，作者可没有那么大的神通——结论是，不是得罪了个满贯，就是卖掉了裤子。两者必居其一，没有别的选择。如果巨著连连问世，境况也就更凄惨，不是遍街血海深仇，就是倾家荡产。 因之柏杨先生就有一项伟大发明，一旦发现有人要开尊口借书，我就先下手为强，向他借钱。然后寄书一册，两相抵销。不过这办法有时候也不太灵光，一则对大家伙行不通，二则有些伸手朋友是抽冷子而上的，更有些天生的铁公鸡。前天就遇到这么一位，听说柏杨先生可能有大作出笼，就捉住我的玉手猛晃曰：“一定送俺一本，一定送俺一本。”我刚开口借钱，他就叫曰：“我身上向来不带钱，我只带信用卡。” 万不得已，我又有第二个伟大发明，凡是可怜兮兮型作者，应该组织一个“宁死也不送书联盟”，以赴汤蹈火的精神，跟坐地分赃之徒硬干。凡加入联盟而又送书的，一律祸延先考。但这办法也不太好，柏杨先生天生的软骨头，恐怕抵抗力甚低，就第一个有点不可靠。而且大文豪之流，身价甚高，准召之不来，反正他只有受的份没有施的份，犹如摆花生米地摊的，跟银行老板联盟不起来一样。 走投无路之余，我想我们只有乞灵于全国同胞的观念现代化啦。贵朋友花五十元买一本作者的书——全当是打发叫花子讨饭的，或者全当是预付奠仪，这年头，五十元的奠仪不多吧。如果五百仁义之士如此，不但有书可供司机老爷擦屁股，也同时提拔了作者一把，好心必有好报。如果反转过来，教作者买五百本去送，恐怕不上吊者几稀。 这是一项新的道德标准，美利坚西洋大人焉，日本东洋大人焉，听说朋友出书，如果他确认为作者是朋友的话，他一定会去买一本（更上一层楼的，还找到作者签名）。柏杨先生认为这也属于现代化的行为之一。虽然事体重大，一下子没法达到这个目标，但我建议应自己先从自己做起，自己不要求别人送书，朋友不送，也不暗地里咬牙切齿。朋友出书时，就先去买一本，以示恤老怜贫。自己的负担轻如羽毛，而作者却受无穷之益。这样做的人多啦，可能发生一种感染性的影响，进而培植出一种风气，认为作者不送书跟老爹老娘不送娃儿一样，有他的难言苦衷，不伤一点感情。 最后，向借书老爷哀告，去买一本你老人家希望作者送给你的书吧。那你所积的功德，胜造七级浮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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