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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看样子说了这么半天，有志之士似乎仍继续是有志之士，有一位小子曰：“老头，你左宣传右宣传，不过怕大家群起写稿，挤碎你的饭碗罢啦。”我曰：“你说这话，就得兴文字狱，盖你直捣了我的心窝，犯兵家之大忌。”又有一位小子：“好啦好啦，你说的我全知道，现在我指天发誓，此生此世，都作顺调分子，你以为如何？”我曰：“有此一念，就既有洋房而又有汽车，既当代表而又蒙召见，何必写文章哉？”又有一位小子曰：“我和你们一些写杂文的人不同，我乃天生奇骨，专门会歌功颂德。”我曰：“专门会歌功颂德也不行，一旦表错了情，或者是老板嫌你拍得不够舒服，或者是你一下子拍到马蹄上，或者是拍着拍着，主子换啦，十年拍工废于一旦，真是何苦乎？”虽然我如此苦口婆心，但该执迷不悟的仍执迷不悟，且有些人把写文章认为是“名利双收”，写了一篇大作，或写了一本书，用自己的名字印出来，不但名闻天下，而且还有稿费收入，真是天之骄子，其他属“的”的朋友，便无此洪福矣。一个“做木工的”做出一张漂亮绝伦的桌子，虽然有点工钱，可是他却不能把他的尊名大姓，祖宗三代，以及妻子儿女，都刻到上面。从前盖房子的工头，还有机会在大梁上记下尊名，但知之者恐怕少而又少，研究之者无人也。“做木工的”如此，做其他任何一种“的”的朋友，亦莫不皆然，只有写文章“的”，才能既有钱又有名，得其所哉。 不过猛一瞧写文章“的”，固然名利双收，好像大有可为，但这是浮光掠影的看法，如果弄个显微镜仔细观察观察，就会发现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夫“名”者，必须和实相连，名才有分量。有志之士不要发生误会，以为“实”是指的“真才实学”，那就错啦。即令曹雪芹先生复活，莎士比亚先生在中国，在我们这个酱化的大缸里，恐怕也很难保持他的自尊。呜呼，“实”是指的财富，名声遍天下，结果竟穷得吊起来都掉不出一块钱，那“名”也没啥意思。至于说到“利”，更是坑死活人，若干年前，曾发生过这么样的事：有位在军中服务的朋友，偶尔写一篇小说，稿费下来，比他两个月薪饷都多，不禁大喜物喜，以为一旦退役，作家可待，岂时既有大名，又有大钱，真是恨生也晚，巴不得明天就接到退役令。我当时就警告他不可胡思乱想，学点别的谋生技术要紧，除了极少数的顶尖人物外，大多数作家，稿费收入，只够买烟的，不够买饭的。纯靠稿费过得舒服又舒服的，目前说似乎少之又少，甚至于说简直没有。每个人都有一份公教人员之类的职务，先求饿不死再说。一个社会不能养活职业作家，是社会的耻辱，作家的悲哀，他们怎能不由“家”变成“的”乎？ 最后有一位小子，面色苍白曰：“老头，反正我说不过你，所以算你赢啦，但我现在已到了绝境。如果我是女人，我宁可去当妓女。既然当不成妓女，就请教我当作家试试，也算一条生路。”既然如此可怜，我就不妨指点指点，不过附带奉劝的是，一旦天降奇迹，生活好转，就应马上封笔。想当年孔丘先生写《春秋》，写着写着，忽然不写啦，史书上说因为麒麟亮相。老头颇有感触，认为麒麟是一种瑞兽，只在太平时候才有，而今天下大乱，竟也出现之，不是天老爷和小民开玩笑是啥。我想事情似乎有点蹊跷，天下奇怪之事，多如牛毛，如果每一种奇怪之事都值得如此隆重地胡思乱想，不要说文章写不下去，恐怕连屎都拉不出来。依我的高见，一定是他在柏杨先生这里学了两手，既删“诗”、“书”，又作《春秋》，弄了点稿费，就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放下笔杆，立地成佛。君读过孔丘先生那本《春秋》大作乎？真能吓出一身冷汗，盖《春秋》里面，多的是对二抓牌的谴责，再写下去，可能不可开交，恐怕终有一顶帽子唾唾而飞，忽咚一声，罩到他的尊头之上。左一思，右一想，算啦算啦，乃随便找个借口，封笔大吉，此谓之“明哲保身”。有志之士，应有此认识，才可受教。 （柏老按：八○年代的台湾，仍没有职业作家。每一个作家，都另有主要的和基本的收入。或拍电影，或炒地皮，或开餐馆，或做生意，或靠着竹杠勒索，或仍是老样子，个个正式职业垫底。悲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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