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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文字统治活事实


  中国“正史”上明目张胆的文字诈骗,触目皆是,柏杨先生曾出版过《鬼话连篇集》,盼望读者老爷无论如何,去买一本瞧瞧,如果买不起,不妨书店逛逛,觑个冷子,俘一本也行。上面收集的全是历代开国皇帝装神弄鬼的文字诈欺镜头,没有一个字不是扯谎。有些人动不动就搬出“正史”,认为“正史”才可靠,恐怕得买把小刀剔剔他阁下脑折纹的硬石灰。盖用不着钻到故纸堆里,屁尿齐流地猛去考据,仅凭国民小学堂毕业那点科学常识,就可知道那是干啥的。
  赵匡胤先生明明是“篡”的,他自己硬不肯承认是“篡”。朱元璋先生官官相讳,也不承认赵匡胤先生“篡”,而且把称赵匡胤先生为“篡”的人找个碴儿杀掉。兽性大发到这种地步,正史的内容可想而知,只好说赵匡胤先生当皇帝是被部下黄袍加身,硬抬上宝座的。真不知道行军打仗,军营之中,哪里来的那玩艺。这不过小小者焉,像杨广先生,明明把亲爹杨坚先生杀掉的,“正史”上却一字不提,只轻描淡写曰:“七月,高祖(杨坚)崩,上(杨广)即皇帝位。”好像杨坚先生不是死在逆子之手,而只害了一场感冒,“美”则美矣,“真”就没啦。又像曹髦先生,明明是被司马昭先生的家奴成济先生一矛扎到尊肚上,活活刺死,可是“正史”上却写得更简单啦,曰:“正月己丑,高贵乡公卒,年二十。”血淋淋的一场犯上谋杀,跟杨坚先生一样,也好像是害了一场感冒。这就是中国可敬的“正史”,他妈的。
  具体的例子,举出来能举一火车,将来一定写一本“文字诈欺集”,挑些重要的文献,向各位读者老爷推销,现在不再零卖啦。除了具体事实,即令在用词上,也可看出病入膏肓。明明是“赏”你一个官做,却硬说是“拜”。正人君子一听说教他当官,立刻就双膝跪地,感激得眼泪直流。可是文字上那么一“拜”,好像是韩信先生那种登台拜将的镜头。明明是恨人骨髓,把你“喀嚓”一刀,却硬说是“赐死”,“死”都要“赐”,不赐就不敢死,喝尿喝得如此之多,竟然不嫌口咸。明明像狗一样对女人乱奸乱淫,却硬说是“临幸”。皇帝把小民的姐妹妻子女儿搞了一夜,不但没人气冲牛斗,反而光光彩彩地说是“承恩”。明明是被敌人生擒活捉,却硬说是“狩”,狩者,打猎也,中国皇帝去北方打猎的可多啦,前有司马炽、司马业,后有赵佶、赵桓,双双对对,有去无回。发明这种“直八”的大儒,真应颁给他一座喝尿奖。
  中国的史籍,只是文学的,不是史学的;只是美的(也只是酱缸特有的美),不是真的;只是文字诈欺,不是史官报道。
  ——在这里,得插一句嘴,一部二十六史,似乎应重新写过,执笔的朋友必须不是喝尿分子,把其中欺诈的部分,像苹果上的砒霜一样,洗得干干净净。
  谈起来“正史”,感慨多如牛毛,文字诈欺不过其中之一,所以我们希望有真正的学者(除了学问好,还得有灵性、有认识、有分辨、有见解),能为中华民族写出一本真实的正史。史料虽都是在酱缸里酱过的,但可以使之恢复其本来面目。嗟夫,实际上说,“正史”也者,不过一摊乱七八槽的资料,由几百个个人的传记,前后重叠地那么堆在一起,实在使人生气。盖所有的“正史”都是模仿司马迁先生《史记》的,《史记》当然是一部亘古巨著,没有人怀疑它的价值和对史学的贡献,但那种传记文学的方式,却畸形得很。司马迁先生当初目的,不过是要“成一家之言”。可是自从班固先生以下的史匠,无不战战兢兢,拼命把他老人家的麻绳往自己脖子上套。套的结果是,两千年史书,全从一个畸形模子里浇出来,除了努力说谎,还努力把史迹割裂,好像琉公圳分尸案,大卸八块,一沟浑汤。
  我们需要一个有条有理,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正史”。贵阁下看过《美国史纲》乎?不过四十万字,把美国成立、内战及发展,来龙去脉,源源本本,说得一清二楚。有人板着御脸曰:“美国立国才两百年,当然可以那么容易呀。”呜呼,两百年四十万字可说清楚,两千年顶多四百万字,也可说清楚矣。中国的“正史”,恐怕上了亿啦,不要说看得懂,便是能读成句的,有几人哉?这是智慧和能力问题。便是两万年,用六十万定也可以提纲挈领,也可写得头头是道。否则的话,请酱缸蛆先生执笔,不但洗不掉砒霜,恐怕跟猪八戒先生一头栽到盘丝洞一样,打他三百金箍捧,他也理不出头绪。不要说别的,仅只乱七八糟的“年号”和帝王们那些乱七八糟的称呼,这“宗”那“宗”,这“祖”那“祖”,就把人搞得要发羊痫风。
  写到这里,敝肚又作伟大状,胀起来啦。柏杨先生哪一天实在胀得受不了时,一定露一手教各位读者老爷瞧瞧,先把五胡乱华驴毛炒韭菜那一段介绍介绍,示一下范。盖我老人家有林语堂先生那种“小心假设”、“大胆求证”的奇怪勇气,不畏人言,拭目以待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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