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书库 > 余秋雨:山居笔记 > |
千年庭院(3) |
|
这个庭院的力量,在于以千年韧劲弘扬了教育对于一个民族的极端重要性。我一直在想,历史上一切比较明智的统治者都会重视教育,他们办起教育来既有行政权力又有经济实力,当然会像模像样,但为什么没有一种官学能像岳麓书院那样天长地久呢?汉代的太学,唐代的宏文馆、崇文馆、国子学等等都是官学,但政府对这些官学投注了太多政治功利要求,控制又严,而政府控制一严又必然导致繁琐哲学和形式主义成风,教育多半成了科举制度的附庸,作为一项独立事业的自身品格却失落了。说是教育,却着力于实利、着意于空名、着眼于官场,这便是中国历代官学的通病,也是无数有关重视教育的慷慨表态最终都落实得不是地方的原因。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文化品格较高的官员企图从根本上另辟蹊径,但他们官职再大也摆脱不了体制性的重重制约,阻挡不了官场和社会对于教育的直接索讨,最终只能徒呼奈何。那么,干脆办一点不受官府严格控制的私学吧,但私学毕竟太琐小、太分散,汇聚不了多少海内名师,招集不了多少天下英材,而离开了这两方面的足够人数,教育就会失去一种至关重要的庄严氛围,就像宗教失去了仪式,比赛失去了场面,做不出多少事情来。 正是面对这种两难,一群杰出的教育家先后找到了两难之间的一块空间。有没有可能让几位名家牵头,避开闹市,在一些名山之上创办一些“民办官助”的书院呢?书院办在山上,包含着学术文化的传递和研究所必需的某种独立精神和超逸情怀;但又必须是名山,使这些书院显示出自身的重要性,与风水相接,与名师相称,在超逸之中追求着社会的知名度和号召力。立足于民办,使书院的主体意志不是根据当时的政治需要而是根据文人学士的文化逻辑来建立,教育与学术能够保持足够的自由度;但又必须获得官府援助,因为没有官府援助麻烦事甚多,要长久而大规模地办成一种文化教育事业是无法想象的。当然获得官府的援助需要付出代价,甚至也要接受某种控制,这就需要两相周旋了,最佳的情景是以书院的文化品格把各级官员身上存在的文化品格激发出来,让他们以文化人的身份来参与书院的事业,又凭借着权力给予实质性的帮助。这种情景,后来果然频频地出现了。 由此可见,书院的出现实在是一批高智商的文化构想者反复思考、精心设计的成果,它既保持了一种清风朗朗的文化理想,又大体符合中国国情,上可摩天,下可接地,与历史上大量不切实际的文化空想和终于流于世俗的短期行为都不一样,实在可说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让人赞叹不已的创举。中国名山间出现过的书院很多,延续状态最好、因此也最有名望的是岳麓书院和庐山的白鹿洞书院。 岳麓书院的教学体制在今天看来还是相当合理的。书院实行“山长负责制”,山长这个称呼听起来野趣十足,正恰与书院所在的环境相对应,但据我看来,这个称呼还包含着对朝廷级别的不在意,显现着幽默和自在,尽管事实上山长是在道德学问、管理能力、社会背景、朝野声望等方面都非常杰出的人物。他们只想好生管住一座书院,以及满山的春花秋叶、夏风冬月,管住一个独立的世界。名以山长,自谦中透着自傲。山长薪俸不低,生活优裕,我最近一次去岳麓书院还专门在历代山长居住的百泉轩流连良久,那么清丽优雅的住所,实在令人神往。在山长的执掌下,书院采取比较自由的教学方法,一般由山长本人或其他教师十天半月讲一次课,其他时间以自学为主,自学中有什么问题随时可向教师咨询,或学生间互相讨论。这样乍一看容易放任自流,实际上书院有明确的学规,课程安排清晰有序,每月有几次严格的考核,此外,学生还必须把自己每日读书的情况记在“功课程簿”上,山长定期亲自抽查。课程内容以经学、史学、文学、文字学(即小学)为主,也要学习应付科举考试的八股文和试帖诗,到了清代晚期,则又加入了不少自然科学方面的课程。可以想象,这种极有弹性的教学方式是很能酿造出一种令人心醉的学习气氛的,而这种气氛有时可能比课程本身还能熏陶人、感染人。直到外患内忧十分深重的1840年,冯桂芬还在《重儒官议》中写道: 今天下唯书院稍稍有教育人材之意,而省城为最。余所见湖南之岳麓、城 南两书院,山长体尊望重,大吏以礼宾之,诸生百许人列屋而居,书声彻户外, 皋比之坐,问难无虚日,可谓盛矣! 这种响彻户外的书声,居然在岳麓山的清溪茂林间回荡了上千年! |
|
上一页 下一页 回目录 在线书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