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春秋（王跃文）

夜郎西（4）

　　李大坤推推关隐达，说，关书记你这样我就不好意思了。他说什么也不肯拿回那个包裹。
　　关隐达说，老李，我同你讲个道理。我老关也不是一个假模假样的人，搞什么假正经。我们以后多接触你就知道了。你想想，我们都是靠工资吃饭的人，每个月就那么点点钱，要养家糊口，哪有钱用来讲这个客气？我们以后要经常打交道，讲究这一套就不随便了。我哪天想到你家去坐坐的话，我怎么进门？不送个礼品给你吗？有来无往非礼也。送吗？我的确没这个钱送。
　　关隐达想尽量把话说得入情入理，但见李大坤好像不好意思了，便觉得刚才可能还是生硬了一点，就退了一步，说，这样吧，你这条烟我还是拿了，反正烟酒不分家。其他的你还是拿回去。不过老李，这可是最后一次啊。
　　李大坤脸上这才好过些，笑道，关书记这么认真，我也不好说什么了。有你这样实在的好领导，我们公安也好搞了。李大坤再客气几句，挥挥手走了。
　　陶陶辅导完了儿子通通，出来给关隐达倒水洗脸泡脚。关隐达正泡着脚，猛然想起要给朱克俭挂个电话。刚才随便同李大坤提到要他们研究一下工作方法的事，说不定老李明天一早就会同老朱说的。这一来就不对头了。他一般只能给下面的一把手直接下达指示，不然一把手会有看法的。照说李大坤要是有头脑的话，就不该自己向老朱去转达他的指示。但看样子李大坤还没这个心计，他只怕还会拿这事到老朱面前去炫耀，表明他在关书记这里得宠了。
　　关隐达让陶陶递过电话，挂了过去。接电话的是朱克俭的老婆，说老朱还没回来。
　　临睡前，关隐达再挂了朱克俭家电话，老朱老婆也不问问是谁，很生气的样子，说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讲没回来没回来。还不等他再开言，那边砰地放了电话。
　　关隐达放下电话，忍不住摇头而笑。陶陶问他笑什么，他说，公安局朱局长的老婆好贤惠哩。
　　这么一天下来，真有些累人，关隐达上床不久，就朦胧入睡。却模模糊糊想到了那张明信片，他猛地清醒了。他同夫人的感情一直很深，可是年深月久，他又越来越想念那位远在北方的女人。其实他同肖荃同学时，只是常在一起玩，两人从未说破过什么。倒是别的同学总以为他们俩是那么一回事。毕业后天各一方，也常通信，但只是愉快地交流些与感情无关的事情。后来，他同地委书记陶凡的女儿结了婚。他向她发了喜帖，但她没来，也没有任何消息给他。当时他想到过自己也许伤害了一个女人。但那时候，他新婚燕尔，官运正旺，也不把这事太放在心上。他不到三十岁，在一个县里任副书记，眼看就要接县长，过几年又是县委书记。成天都有许多的事要干，也无暇顾及儿女情长的事。人一现实，便觉得感情上的事太浪漫，是小孩子们玩的把戏，倒有些好笑了。两人从此音讯隔绝。不到几年，陶凡退了下来，张兆林接地委书记，关隐达开始在县委副书记的位置上兜圈子了。他岳母曾感叹说，他是成也陶凡，败也陶凡。他有一段心情很灰，便又想起了肖荃。这时他才发现，他同肖荃是什么话都可以说的，而同陶陶却不可以。他便怀疑自己是不是深深地爱着这个女人？他不想存有这么危险的念头，便想这也许就是妻子与朋友的区别吧。但他的确想知道她的消息。她现在怎么样了？她成家了吗？但却不知她的下落了。后来偶尔在报纸上看到她的一篇散文，写的是想念一位失去联系的朋友。他连读了几遍，他熟悉她的文笔，更熟悉她写的那桩桩往事，而她的那位朋友就是他！他相信这个肖荃就是他这几年常常想起的那个肖荃。“欲寄彩笺兼尺素，山长水阔知何处！”她的文章在对故人的思念和寻觅中戛然而止。关隐达几乎要落下泪来。他一定要找到她！后来，经过了许多周折，才找到了她。原来她已随丈夫远去北国了。
　　人在深夜，意念常常是夸张的。他对肖荃的想念便春草一般疯长起来。
　　一连两天开县级领导联席会，也就没时间找朱克俭。他想李大坤也是五十来岁的人了，该懂得怎么处理同事关系，不会神里神经去老朱那里显示他同县委副书记的关系的。他这么侥幸地想想，也就不急于找朱克俭了。
　　四家领导，加上顾问、调研员坐在一起足有五十多人，还有列席的有关县直单位负责人，满满塞了一屋子。主要研究明年的经济工作，重点是几个大项目。发言起来，谁都认为自己要说几句，不然显得没水平。可一个事儿说来说去就是那么个理儿，所以后面发言的都只是把别人说过的话再重复一遍。周书记和向县长都显得很有耐心。个别同志说没有什么新的意见了，算了吧。但他们还是要人家说说。说说吧，说说吧，大家都说说。似乎这发言是一种政治待遇。关隐达对这一套早不陌生了，别的县差不多也是这种情形。只是他一直不喜欢这种作风。
　　他发言干脆，说，我刚来黎南，还没进入情况，谈不出具体意见。只讲三句话：第一，听从县委和周书记的安排；第二，一定尽职尽责做好本职工作；第三，请大家今后支持我的工作。
　　大家意见最集中的是刘先生投资城北大桥的事。县城往北是去地区和省里的路，可隔着一条河，很不方便。河也不大，但河谷很宽。丰水季就靠摆汽车轮渡，枯水季就把轮渡往中间横着，成了便桥。这里一年到头天天堵车，是县里领导嘴上念了多年的交通瓶颈，就是没钱修。这回主要是刘先生投资，省里和县里配套一些。修成之后，刘先生经营三十年，收回投资之后，再交给县里管理。
　　关隐达不了解刘先生的资信到底如何，但只要他真正投钱来，这是一个好项目。就这样一个好项目，也有些领导想不通，说这桥修好之后由刘先生来管三十年，合适吗？周书记发话了，说，我也不讲什么大道理给你们听。我只知道这桥修好之后，他刘先生就是天大的本事，也搬不到香港去。就是他有本事把这桥搬到香港去了，九七年之后还是中国的哩。
　　此事非同小可，需成立一个县领导挂帅的指挥部。王副县长分管着交通，会议决定由他任指挥部指挥长。王永坦也不说什么，只说这事我躲也躲不了的，我就于吧。
　　家里有些弄清场了，天天晚上就有人来坐了。多是政法部门的负责人。来的人又多少带着些礼品，关隐达说什么都不收。他从那年开始走下坡路起，就坚持一条，绝对不贪不占。心想自己任何事都没有就开始倒霉了，要是再让人抓了什么把柄不就更要倒霉？但是也注意把拒礼的方法搞得艺术一点，不伤人家的面子。这一点他是有教训的。刚倒霉那年，他有回下到一个乡里检查工作，乡里备办了一桌丰盛的饭菜招待他。他本来心情就不好，又不想人家日后说他大吃大喝，就把那位乡党委书记批评了一顿，就是不肯吃那顿饭，自己带着司机到外面馆子里吃了碗面条。那位乡党委书记偏又不是好惹的，过后到处臭他，说他假正经，还无中生有说他怎么怎么的。弄得他后来到基层去时常捞不到饭吃，走到哪里都灰溜溜的。在县级领导中，就有人把这事当作笑话背后宣扬。地委就认为他在这个县失去了群众基础，又给他换了地方。有一阵子，他怀着一股气，甚至也想同一般的领导一样，搞新拿来主义算了，不管是不是分内的东西，拿来再说。这样倒与群众打成一片了。但还是管住了自己。他想这会儿自己正背时，明显落井下石的人倒没发现，但在一边想看他笑话的人还是有的。现在人家带礼品来，他就做得技巧些了。他先是推一阵，实在推不了，就收个一两样，再拿原来收的东西又打发一两样给人家。说，既然你硬要讲这个礼，就该按老规矩办，有来有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