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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年轻的时候,曾庆璜少年得志,也并没有想到仕途。那时候他的人生理想是做个教育家,新中国的第一代教育家,将来手扶拐杖,身穿呢大衣,银发飘髯,“咔嚓”一声拍照,载入中国历史史册。

  在曾庆璜从农村回城,重新登上讲台时,他意识到了自己从前的幼稚。他并不是靠坚持从事教育工作而得以崛起的,他在乡下谢绝教书,顽强地滚一身泥巴练一颗红心,就是这样,他比别人早回城好几年。当后来大批人摘帽回城时,曾庆璜已经是教研室主任,副校长。

  从副校长升为校长,又从校长升为教育局副局长这一连串的三级跳远中,曾庆璜的竞技状态逐渐进入最佳状态。尤其是从校长到副局长这一级,曾庆璜发现了自己是个从政当官的料。副局长这个缺原来内定的是另一所中学的刘校长。刘校长是个迂腐老头,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和教育系统领导拍桌大吵,认定自己抓教学质量是绝对正确而 “反击”是绝对错误的。曾庆璜同意刘校长的看法但他藏在心里没有表达,作为教研室主任的他立刻写了检讨,取消了作文竞赛等计划,带学生们去工厂向工人阶级学习。其实这一招很有效果,上级又很满意,学生也很满意。学生们在工厂与实践相结合,作文水平提高很快。

  后来的形势支持了刘校长,大家承认刘校长是正确的。然而他撞上了南墙不回头的倔模样,出言不逊,唾沫四溅的坏脾气仍留在人们的印象中。相比之下,曾庆璜的政治水平就突出出来。他创造的这一套“走出去”的教学方法深为领导欣赏,首先是在本市推广,继而引起了全国注意。

  一个人就是要设法到达一个高峰。上去了以后再下来也无所谓。人们还是记得那座高峰。对他的平庸会理解为酝酿攀登更高的高峰。曾庆璜就在人们的这种认识惯性中步步高升。从而挤掉刘校长,当上了副局长。

  一系列事情发生的时候,曾庆璜当事者迷,只有一种被大浪裹挟的感觉。时间让他清醒冷静,在一个寒冷冬天的深夜,他坐在冰冷的书房里,看书看得他心神不宁,他问自己:你不想看书?你想干什么?想干什么就干吧。结果他从镂花窗帘上隐约看见了自己将来的形象:一个富态的文化官员,戴贝雷帽,穿中式棉袄,准备出访欧洲。

  第二天出门上班,明亮的太阳使他以为昨晚自己是做梦。到办公室以校长身份忙碌了一上午:开了三个短会;找全校最调皮的学生谈了话并将他们感动得流了泪;布置了本周几堂大型公开课,之后,曾庆璜端起浓茶深深喝了一口,知道自己昨晚没做梦。

  他的茶是小李子泡的。小李子泡得很好。新分来的女大学生小李子也还青春可人。起初他不习惯别人服侍,后来一忙就顾不上了。再说,小李子乐意为他泡茶,江老师家住煤店楼上,乐意为他买煤,等等。作为校长,他替大家忙,他们就尊敬他,为他分担家常的琐事。这很正常,他就坦然了。他慢慢认识到一个领导人大可不必拘泥小节,群众更重要的是引导他们,而不是混同于他们。

  一般曾庆璜的想法都比较高尚,偶尔也冒出些卑鄙的念头。比如他一被任命为副局长,随之而来的就是新房子,电话,医疗证更换等等,他就想有权就有这些好处,当官果然好。念头一闪他的脸就发热了,想工作吧!他告诫自己。

  一九八二年深秋的一天,居仁里有人发现曾庆璜戴了一顶深咖啡色贝雷帽坐小车离开弄堂,惊讶得不得了,到处告诉邻居。第二天早上,曾家的大门一开,走出的却是苏玉兰,看见的人差点扔掉手中的面窝油条。居仁里和苏玉兰一拨儿长大的老人拦住倒垃圾的苏玉兰,大家才知道曾庆璜当了教育局副局长,昨天晚上搬走了。曾庆璜的东西不满一卡车,儿子在学校住读,在家光有张单人床,单人床堆上车车还不满。曾庆璜没动手,局里派来了一帮年轻人,前后不到半小时,车就开动了。

  曾庆璜的不辞而别使居仁里的人极为不满,并且还戴顶贝雷帽。倾斜了几十年的天平在这微妙的时刻悄悄倒向苏玉兰。

  “这么说,你收回了苏家的房产?”

  “当帐。”

  “太好了!这才合道理。你打算和他复婚吗?”

  “他好像有这打算,想我先开口。可我没这打算,我还是瞧不起他,区区副局级算什么?老娘见过的级别,说出来怕要吓死他。”

  众人一片欢呼。

  不几日,曾实回居仁里玩了一天,在我家吃住,意在向邻居们告别。“不向您辞行真是不应该,”曾实对我爷爷说,“他混帐得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以为就姓‘官’ 呢。”

  爷爷说:“不要这样说自己的父亲。忠孝二字我始终认为是好的。”

  曾庆璜后来托人捎了个口信来,说实在上任得匆忙,许多工作要做,改日定来叙旧。爷爷对来人说:“咳,我都忘掉这件事了。让他忙工作吧。”

  曾庆璜到底没有来过。

  我是听了关于苏玉兰年轻时的故事特意去找她的。老人们都说苏玉兰那时是武汉市市花,名气可大,派头可足。市里接待外宾,舞会非请苏玉兰不可。苏玉兰跳舞的饭店只是璇宫和江汉。别的舞厅她一概看不上。苏玉兰的舞跳得好,好到什么程度,一个修武汉长江大桥的苏联专家因水土不服要求回国休假半年,市里就请他吃喝玩乐,想感动他不走,可他还是要走。在为他举行的欢送舞会上,苏玉兰给他跳起了塔吉克的踢踏舞,跳得他心醉神迷,当场宣布不回国了。

  我买了一块大花朵儿的布料请苏玉兰给我裁一件连衣裙。据说苏玉兰年轻时最喜欢穿这种布拉吉。我投其所好是为了能够进苏玉兰神秘的卧室看看。她从搬回居仁里就没人进过她的卧室,房门上挂着帘子,窗户也用帘子遮得严严实实,一年四季都如此。人们只能进到堂屋,谁要试图去掀门帘,苏玉兰当即就沉下脸说:“过来!”

  苏玉兰在堂屋的饭桌上裁剪。告诉我说曾实的科研成果被美国一家公司看中,他将受聘去美国。我说我知道。我知道曾实在他的专业领域里干得卓有成效。他还在和一个漂亮姑娘谈恋爱,我这也知道。姑娘追他这样的年轻工程师并不是新闻。苏玉兰说: “你有没有后悔?”

  “没有。没有缘份是没办法的事。”我说。

  “对。缘份。你这倔劲倒很像我。”

  苏玉兰关上大门,撩起门帘让我进她的卧室。进去一看也就是一间比较整洁比较舒适的卧室,与众不同的是墙上到处挂着毛主席的画像。一幅《毛主席去安源》几乎与真人等大,挂在最郑重的地方。苏玉兰几乎是轻描淡写地说:“我就是为他才离婚的。” 我怀疑苏玉兰精神有毛病。

  “别这样看我。”苏玉兰笑道,“我正常得很。当年,我在去翠柳村的路上还不知道是为谁举行舞会。舞会开始后五分钟,毛主席出现在舞厅,对大家微笑,说:‘我舞跳得不好,谁跳得好谁就是我的老师。’身后就有人推我,说:‘你去呀,你跳得最好。’ 我被推了出来,索性就大大方方地向主席迎了上去。那一夜,我终身难忘。我们边跳舞边交谈,我终身难忘。任何男人都不能与主席相比。远远不能!见了主席,再见其他男人就恶心!我就等着下一次舞会,等了一辈子。我打定主意,下一次舞会我就跟着他走,去北京,给他当粗使丫头也行啊!看来,我们没有缘份。我有时候想,他可能根本记不住我,那天姑娘多极了。可我又不相信,我那么漂亮他就没注意到?”

  苏玉兰说:“我真是漂亮呵!”

  我想要是曾庆璜在这儿,他作何感想?

  对于曾庆璜,苏玉兰又下了一道预言:“别看他现在猴儿戴帽像个人,离死期不远了!他哪能从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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