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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是街坊四邻来劝解。 “这是打哪儿说起？十几年的夫妻，怎么说离就要离呀！”西屋赵大婶来了。 妻子忙着沏茶，眼泪汪汪的，心不在焉。小玻璃杯子，一抓茶叶就一大把，足够沏一壶的。那可是五块一两的茉莉花，前天才买的二两。 “他欺负人！”妻子哭了。 “唉，大妹子啊，居家过日子，三百六十五天，两口子还没个磕磕碰碰的？都少说一句，不就完了！” “他太欺负人了……” 东屋的李大妈也来了。妻子抹着泪儿，赶紧让坐，又沏茶。这回，该少搁点茶叶了吧！不，一点儿没心眼儿，就知道哭。得，又是一大把，挺好的茶叶，就叫她这么糟践。 “他李大妈，我这儿正劝呢，都礼让着点儿，啥事儿都没了不是？” “那可不！我们家那口子，脾气够多暴，三天两头没少给我气受。年轻的时候还动手呢，我都忍着。这么多年也过来了。” “他太欺负人了……” “哎哟，大妹子，你怎么老较真儿啊！两口子一个人儿似的，打是疼骂是爱，啥欺负不欺负的，照你说哪儿去了。这你就不对！他李大妈，你说我这话对不？” “没错儿！我们家那口子，可不是个东西啦，见天到家就找岔儿，横挑鼻子竖挑眼，一蹦老高。我呢，他急我不急，他嚷我不言语。叫他闹去。男人嘛，就这路货，闹完就完。唉，谁叫咱们天生是女人呢，咱们就得忍着点儿。” 南屋快八十的汪奶奶也来了，众人都忙让坐。往哪儿坐？椅子全坐着人呢。那“不是东西”的男人只好站起来，坐到床沿上，又不敢迈腿儿出去，一走更显得不是东西。 “这是怎么话说的？今儿早晨我才听说，你们小两口儿要打离婚！吓得我心惊肉跳的。街坊邻居这些年，我可得说你们两句。孩子啊，这可不行，这不叫事儿啊！”汪奶奶恨不得掏出心来劝，真着急。 她又沏茶呢，好家伙，又是一大把！老太太喝得了吗？ 汪奶奶坐下也说起体会来，她耳不聋、眼不花，声音又粗又哑： “十四岁我就进了他汪家门儿。腊月初八拜的天地，初九就系上围裙做一大家子十来口人的饭。大下雪天，地上的雪一尺厚，我端着热屉往上房送，滑了一跤，馒头撒了一地，摔得我趴那儿起不来。我那死鬼，上来就踢，踢了好几脚。可不吗？踢了就踢了，爬起来还得忍着泪，怕……” 说古话今，赵嫂、李大妈听得津津有味，妻子的眼泪也忘了流了。 “初十那天又挨了顿好打！那是为婆婆……” 无聊，烦人。一张破唱片，一部老式的留声机。他斜靠在床头，失去了自我，忍受着那吱呀吱呀的声音。留声机是手摇的，唱片转得很慢。一圈儿一圈儿。…… 亏得后院孙姐一阵旋风似地来了。她的高音喇叭打断了破唱片。妻子的眼泪在抱打不平的声音中又往下流，茉莉花又少了一大把。 “他欺负人啊……” 也不哪儿欺负你了，你说呀，就会这一句，没出息劲儿。 “不能让他欺负人！像话吗？有委屈冲你孙姐说！咱们有理走遍天下。我就不信，社会主义的妇女能叫男人欺负，初级阶段也不兴这个！八十年代了，还不叫妇女说话，说！” 正月十五灯会似的，走了一拨，又来一拨，这一拨，为首的是居委会主任马大爷。又是一大把茶叶。 马大爷不分青红皂白就开骂： “你小子，起小就瞧你不仁义，一胡同里，就你领头爬电线杆子，拿弹弓打窗户玻璃，你得罪的人还嫌少？别以为你成了家，工作了，人儿似的。你马大爷就不敢管你了。告诉你，这事儿我管定了，管到底！想当年，老包公开封府里一刀铡了陈世美，现而今，你马大爷也是铁面无私，不徇私情，眼里不揉沙子……” 单位的支部委员、人事干部，她厂子里的女工委员、工会主席，纷纷登门调解。二两茶叶早就没影儿，又来二两，一张大团结。 爹、妈、哥、嫂；丈母娘、老丈人、二舅、三姨，先后驾到。这就不是几把茶叶能打发的了。简单不过炸酱面。那也要带上糖票提上网兜，手上还得端个碗打甜面酱，外加菜码子，两条黄瓜三块钱。跑上跑下，跑里跑外。洗锅涮碗，筋疲力尽，劳民伤财。 好不容易状子递到法院，也不升堂，也不断案。来了一男一女，制服大沿帽，揣着公文包。慈眉善目，明如镜，清如水。问罢姓名问婚史，婚姻法宣讲一遍又一遍。 “你们的婚姻符合婚姻法第四条的规定，是有基础的。” “还是人民内部矛盾。” “根据婚姻法第二十五条规定，我们认为你们的感情还没有‘确已破裂’，应该进行调解。” 新的一轮调解开始了。家里几乎天天高朋满座，人来人往，像过年。新的一轮茶叶消费开始，“大团结”像风筝似的飞上了天，可不飞回来。 “服了吧，小子！还闹腾不？老老实实给我呆着，别以为混了张电大文凭，中了状元似的，没人招你当驸马爷！”马大爷挑起了调解重担。 赵婶、李大妈、孙姐、汪奶奶、支部委员、人事干部、妇女委员、工会主席、爹、妈、哥、嫂、丈母娘、老丈人、七姑八姨，茉莉花，炸酱面…… 算了，别离了，茶叶桶子又空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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